“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之于苏轼，本是失意之地，但罗浮山下，惠州西湖的天光湖色，记录下的却是苏轼执念苍生，福泽百姓的民本初心，也更丰满了苏轼的旷达胸襟和诗意人生。惠州与苏轼，相互成就，或许应该是走进苏轼心灵世界的极好标本。

“传统文化+时下潮流”的国潮结合模式，让古朴的水东街变得“越夜越美丽”。

　　1101年，遇赦北返的苏轼，病逝于常州。晚年回望来路,他留下了“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本为无职无权的失意之地，为何苏轼却自评为是其功业高地？2023年初春，我参加媒体融合考察，得以成行其中之一的惠州。

风光旖旎的惠州西湖。

　　夜行水东街、西新桥，在合江楼楼下遥望近千年前“故是人间一快”的青天孤月；漫步惠州西湖苏堤，榕荫拂水，苍劲挺拔，遥忆坡公处“江湖之远”但仍“执念苍生”的民生情怀；登“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的白鹤峰，在坡公“规作终老计”的松风亭上，远望千年不变的东江、罗浮山水——短暂行走惠州，追寻坡公足迹，试图从风物人迹和东坡诗词中穿越千年，重新阅读和感悟东坡岭南羁旅之外的诗意人生。

位于惠州东坡祠的东坡雕像。

　　一

　　大学同学邀我到惠州历史悠久的水东街小坐，感受惠州颇负盛名的夜市烟火底色。始建于北宋的水东街，紧邻东江水东码头，是惠州保留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旧时惠州的工商业都集中于此，至今仍为惠州文旅网红打卡点。

　　夜色渐深，从水东码头沿滨江路往西回驻地，竟然不经意路过颇负盛名的合江楼。微风拂过东江，高楼倒影，影影绰绰，夜色沉静。东江与西枝江汇合处，东新桥旁的九层回廊古建筑，灯火闪亮，矗立无言。

　　合江楼，苏轼寓居惠州的首站。九百多年前，坡公真正下榻的合江楼，却在与当下西新桥遥遥相对的东江对岸的位置。

　　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因所谓的“污诋圣考”“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而贬谪英州。祸不单行，就在他前往英州的路上，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谪命，再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从定州到惠州，数千里长途，数月跋涉的磨难。前路漫漫，一向豁达的苏轼，也未免郁闷。

　　间关万里，长途劳顿。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失意困厄的苏轼到达惠州。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寓惠第一站落脚地竟然是合江楼。

　　初到惠州的东坡，还没下船，热情的惠州人已聚在码头欢迎他。“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包括当时的惠州主政者詹范，出于对苏轼的敬仰，特意安排把当时接待朝廷官员，处于“府城东北，当东西二江合流处”的合江楼给苏轼居住。

　　惠州当地主政的官员、地方名士以及百姓，以超级粉丝对超级偶像的热情，以超规格的待遇，给了历经长途跋涉、心情晦暗的苏轼一种特殊的温暖与慰藉。

　　初到惠州，一切看上去还不错。苏轼在此写下：“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作为接纳苏轼首站寓惠之所，合江楼也因苏轼而闻名遐迩，声名远播。

　　这样的好心情可惜并未延续多少时日。两周后，政敌的嫉妒和打压，上面严责，苏轼一行就被迫搬迁到条件恶劣的嘉祐寺。还好，过年后没多久，在广东担任广南东路提刑的表兄程正辅刚好巡视惠州。在他的亲自关照下，惠州主政官詹范又安排苏轼搬回合江楼居住。

　　由合江楼开始，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惠州开始他的寓居生活。尽管居无定所，但苏轼全无羁束，反而和他的朋友一起寄情山水，足迹遍及惠州市区、汤泉和罗浮山的湖光山色之中。

　　在惠州，苏轼的朋友圈很丰富，有官有民，有僧有道，还有隐逸的高人，与他登山临水，诗酒酬唱，于不经意间帮助他潇洒应对仕途挫折与晦暗。在惠州，苏轼，渐成在野诗人。

　　二

　　和惠州日报社的同仁一起，漫步惠州苏堤，泛舟惠州西湖。湖中水面，波光粼粼，干净清新，一派春和景明。湖畔苏堤，榕荫拂水，苍劲挺拔，一如老之东坡。

　　这个苏轼未到惠州之前原本名为丰湖的地方，之所以成就与杭州西湖几乎一样的盛名，与东坡先生治水为民的积极奔走相关。

　　寓惠时，苏轼的困苦，其艰难程度远甚黄州。政治上，是“不得签书公事”，薪水也只发一半。生活上，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痔疾加重，语言不畅，屡次申请的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准，食口增多而经济拮据。“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

　　物质捉襟见肘，生活颠沛流离，人生苦难重重，但苏轼精神的愉悦从来不曾缺席。纵情山水之间，便是苏轼排遣内心苦闷与政治失意的最好方式。当然，在这些诗词轻松自在里，仅仅只有罗浮山下湖光山色和四时春光。

　　惠州西湖，寄托着苏轼的“庙堂”和“江湖”。从“庙堂之高”转向江湖之远，处穷而不移治世之心的苏轼一如既往地执着挂念苍生。

　　到惠州不久，苏轼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入多靠小舟渡河，江上竹浮桥又简陋，且常被冲垮，凶险异常。尽管是“不得签书公事”的闲官，苏轼仍四方奔走，向主政官员提出了挖淤泥，建堤坝，修建“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并动员表兄程正辅、地方官詹范等筹措资金、设计方案，拟建造新桥。为了筹钱，苏轼把皇帝御赐的犀带都拿了出来。

　　东新桥竣工日，百姓奔走相告，“喜笑争攀跻”。苏轼又倾力修建西新桥，经济拮据而无钱可捐的苏轼，写信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苏辙，恳求将皇帝赏赐弟媳史夫人的黄金数千捐献，促成二桥落成。西新桥所在的苏堤，解决当地百姓的涉水之苦，当地百姓也为了感谢苏东坡，将其改名为苏堤。一中一南，杭州苏堤、惠州苏堤，皆因东坡先生而被世人铭记传世。

　　和杭州一样，惠州西湖亦有孤山。孤山下巨石上刻“东坡园”三个大字。石刻不远处，有一座铜铸的雕塑群，寓意东坡先生寓惠期间，造福百姓，为岭南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惠民事迹。居中者，乃东坡先生。左起往右，依次是骑秧马插秧的老农，手抓草药的村姑，双手举犀牛腰带的孩童，肩挑稻谷的农夫，还有田头的水碓。

　　遭贬途中，路过湖北，苏轼见当地农民骑在一种叫“秧马”的农具上，倒退着插秧，省时又省力，便把这种农具介绍到惠州而画图仿制。孩童手中的犀牛腰带，是指东坡捐资修西湖；田头的水碓，则是东坡从江南引进的先进灌溉农具。农妇手握的草药，则记载了东坡寓惠时，在瘟疫来临期间，苏轼自辟园圃，“无病而多蓄药”——种植地黄、枸杞等药材；并不断给内地亲友写信，购得药材，广为施舍，“劳己以为人”。

　　在惠期间，苏轼“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成为一位整合统筹官方民间资源为民服务的主要推动者。他充分利用与表兄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惠州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给其表兄程正辅的书信来往，为民请命、为官纾困的文字比比皆是。如帮助解决驻军用房与扰民、纠正米贱伤农的问题，倡议捐建东新、西新两桥一堤，督促博罗灾后重建并建议县令林抃推广秧马、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

　　就连相邻的广州，苏轼也积极支招建言。当时广州普通人家无力远道取水，常年引用盐苦水，春夏常瘟疫流行。罗浮道士邓守安提议引距城十里之蒲涧之水入广州，苏轼鼎力支持，遂致函建议广州知州王古修建自来水工程；其后与王拟订方案、筹集经费、凿石槽而通竹管，直至引泉水入广州工程完工。

　　从庙堂到乡野，足迹所至，无职无权的苏轼在惠州都尽心竭力为民众办事。

　　舟行湖上，水鸟翩跹，水波不兴。惠州西湖的天光湖色间，装下的是东坡的豁然胸襟和盎然诗意。寓居惠州，本为苏轼仕途的灰暗羁旅，但惠州西湖，反倒意外成就苏轼的另外一种生机蓬勃的文化生命张力。

　　三

　　白鹤峰上的东坡祠，大概是国内最早建祠纪念东坡的地方。这里是苏轼自己出资挑选、自己设计，原本希望和子孙们一起团聚，颐养天年的养老之地。

　　白鹤峰下，东坡雕像，器宇轩昂，满腹诗书，一身正气。四周竹林上，挂满他的诗句。

　　白鹤峰上的东坡祠，依山而建，古阶步道，拾级而上，古树名木郁郁葱葱。穿过德有邻堂，拜三贤祠、过东坡居室、东坡书房，登松风亭、招鹤亭。堂前院内，竹椅散放，自然亲切。东坡井口半米见方，深十余米，井壁用青砖砌成，外貌古朴，井水依然清冽。井栏，立有“冰湍”两字石刻。

　　绍圣三年（1096），因表兄程正辅巡视惠州，苏东坡又得以从嘉祐寺重新搬进合江楼。一年后，随着表兄被召回，敬仰苏轼、态度友善的地方主政官詹范等相继离任，不得已，苏轼只好再次从合江楼迁往嘉祐寺。

　　居无定所，增添了苏轼对自己贬谪生活的更多感伤，自觉复出无望的苏轼于是有了在惠州安“家”的想法。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苏轼花费几乎所有积蓄，买下白鹤峰上几亩隙地，拟建屋二十间，凿井四十尺，空地种植花木，意欲久居。

　　北宋绍圣四年二月十四日，“道俗来观，里闾助作”，百姓纷纷前来助力。苏东坡在白鹤峰上筑屋二十间，白鹤峰新居落成，“古邑为邻，绕牙墙而南峙”，苏东坡自嘉祐寺迁入。“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

　　白鹤峰上，风景优美，邻里和谐是他喜欢上这个山头的原因之一。苏东坡将客厅命名为“德有邻堂”。林婆酒肆，翟夫子舍，一位卖好酒，一位是当地名士，这都是苏东坡的两位好邻居，翟夫子常邀他过家做客、林婆常赊酒给他。“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不仅如此，其他邻里普通百姓，也对这位大文豪热情相待，就连晚上的打更人，都为了不影响他休息而轻轻打更。

　　“长子迈与予别三年，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这一年，苏轼已经62岁了，他从嘉祐寺搬到白鹤峰，还写信让在常州的长子苏迈带领全家人来与之团聚。

　　岁月静好。苏轼大概希望的就是，余生就在岭南之地，在儿孙的陪伴下，借地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与敬慕中慢慢老去。

　　不过，北方的朝堂之上，却仍有敌意者看不惯居住白鹤峰上苏轼的诗意人生。不到两个月，朝廷一纸谪令，把他贬至海南，让苏轼和家人本想终老白鹤峰的愿望不能全。年过六旬的苏轼，不得不与小儿子苏过一起仓促乘船离惠，继续朝南，一叶孤舟，飘摇穿过琼州海峡的海浪风波，去往荒岛海南。

　　站在白鹤峰上的望江楼，远望东江两岸春色，遥想当年这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似乎大概能够理解到，寓居惠州的东坡先生，之所以选中这里“规作终老计”背后那种淡定、自信与洒脱，以及另一种经历世事沧桑的那种通透明澈。

　　岭南惠州，岷峨眉州，相距数千里。“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十八城，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苏轼，虽然在诗词中表明，岭南惠州已是可以一家团聚归老的故乡。但是，在岭南惠州，坡公其实应该也有过无数次月夜，梦归苏家老宅，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

　　因为，苏轼心底念念不忘的，还有“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

　　（2023年11月25日寻章摘句散记于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