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根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具有深远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于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我国丰富的古代文学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是多极化世界文学经典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是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的代表。加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域外传播，可以更好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实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回应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重大战略需求，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载体

　　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未曾中断的历史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内容丰富、类型众多，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在内的汉字文化，孔孟之道、老庄思想、汉代经学在内的学术思想，诗、词、曲、赋、散文、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以书法、戏曲、绘画、民族音乐为代表的各类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建筑、古代教育、科举制度、典籍藏书等。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古代文学逐步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绮丽多姿、不胜枚举的文学经典。如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以《论语》《庄子》《史记》、唐宋散文八大家作品为代表的散文，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为代表的古典小说，以《西厢记》《窦娥冤》《牡丹亭》等为代表的戏剧作品等。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其经典的文学内容、文学手段、语言艺术，将学术思想、绘画、音乐、建筑、风俗等多种文化因素融入其中，人们通过阅读这些文学经典，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感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红楼梦》作为古代小说的经典作品，涉及建筑、饮食、服饰、民间风俗、诗词歌赋、绘画等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同时，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一直植根于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之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以及以文化人的人文精神等，都蕴含于古代文学经典中，能够以润物无声、和风细雨的传播方式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新时代古代文学经典国际传播的四种进路

　　古代文学经典的国际传播，可以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等方面统筹推进。

　　首先，要挖掘文化传播机构和个人等传播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挥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外机构、海外华文教育机构等文化传播机构的主体作用。目前我国在埃及、法国、马耳他、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建设了数十所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全球建设有500多个孔子学院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还有众多海外华人创办的分布在大学、中学、小学等各个层级的华文学校，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文化教育处等驻外机构。这些机构与当地政府和教育团体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有遍布全球的合作网络，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充足的经费支持，它们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力量。以孔子学院为例，古代文学经典可以通过课程、比赛、讲座、巡演等教学和文化活动进行系统化的有效传播。在数字文化的背景下，个人作为传播的主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播力和影响力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因此，中国文学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从工作性质划分，包括古代文学域外传播的研究者，把古代文学经典介绍给世界的翻译者，能够把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儿童故事、现代戏剧的编剧、作家、导演等。从国籍上划分，既包括能够把中国文学经典介绍给世界的中国本土传播人才，也包括那些喜爱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化传播人才。这些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求的专门人才的培养，是时代赋予我国高校的新的使命。

　　其次，传播内容上要选取那些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学经典。如体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老子》《庄子》，体现知常达变、革故鼎新的《周易》，讲仁爱、重民本的《论语》《孟子》等文学经典。此外，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学体裁中都有大量弘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的优秀作品，这些都是我们传播的主要内容。

　　再次，传播渠道上，完善中外译者的合作机制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要一环。翻译和出版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国际传播至关重要，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国外译者和出版社主动翻译出版，如历史上利玛窦、罗明坚、白晋等一批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翻译了四书五经，当代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翻译的葡萄牙语的《论语》《鱼玄机》《中国唐代诗选》和《道德经》等。二是中国政府和出版社有计划译介出版，如《中国文学》英文期刊创办，启动“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推出了汉语和多语种对照版的《大中华文库》丛书、汉英对照的《古文观止》等。三是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如美国汉学家罗穆士与任家祯翻译了《三国演义》、杨宪益与戴乃迭翻译了《楚辞选》《儒林外史》等。这三种翻译方式中，中外翻译家合作的模式无论从翻译质量还是传播效果都是最佳的，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外译者合作机制，建立区域和国别的翻译合作网络，有规划、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翻译，为各国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新媒体时代，还要重视文学类专业网站、专业期刊和知名出版社的重要作用。

　　最后，古代文学经典的国际传播需要实现海外受众的文学接受。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产生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使海外受众能够真正理解、接受文学经典必须要对他们的需求进行研究。对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受众的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和文化共性，制定有针对性的精准传播策略。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国际传播，必须坚定文化自信，采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推进古代文学经典的区域化传播、分众化表达，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学经典国际传播格局，推动中国文学经典成为世界文学经典，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进而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宣传部部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增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研究”(23AZD053)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2YXY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