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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惠州的悠然岁月

来源:惠州日报    2024-02-01 16:34:24

  农历腊月十九日是东坡诞辰纪念日,各地纷纷举办寿苏会,惠州亦然。987年来,他魅力不减,成为“顶流男神”。

  公元1083年,宋元丰六年,苏轼的挚友、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而贬谪岭南的王巩,终得北归,与苏轼相会,命侍妾柔奴为苏轼唱歌劝酒。苏轼问及岭南之艰苦,柔奴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为感动,作词《定风波》以赞。

  “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语成谶。十多年后,在五十九岁那年夏天,苏轼以“讥讪先朝”罪名被充“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奔赴蛮荒,亲眷散落,幸有比肩柔奴的佳人王朝云万里追随。在普通人看来悲愁不堪的人生际遇,苏轼凭借其一以贯之的浩然之气,在逆境中练就的超然之观,书写了一段饶有意趣的文化之旅。

  好友黄庭坚说他“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苏轼两年八个月的惠州岁月,悠然自得。

  (一)

  惠州是苏轼跌宕起伏之生命旅程的重要一站。

  “先奉告命,落两职,追一官,以承议郎知英州军州事。续奉告命,责授臣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宋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在《到惠州谢表》写道。

  当年九月初,苏轼携幼子苏过、侍妾王朝云赴惠州,越大庾岭,舟行至清远县,遇见一名顾姓秀才,闻其介绍惠州风物之美。

  惠州之行,苏轼一开始是忐忑不安的,毕竟惠州当时还是闻者生畏的“瘴疠之乡”。听顾秀才之谈,苏轼喜而赋诗,谓“此邦宜住玉堂仙”。他开始向往惠州的桂花和荔枝,也迫不及待地“便向罗浮觅稚川”。

  苏轼对葛洪和罗浮山仰慕已久,发出“东坡之师抱朴老”之慨,自然山水的雅好,催促他一偿罗浮游夙愿。苏轼两日一夜罗浮山之游,虽时间仓促,但他作了多篇诗文,盛赞罗浮“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

  当年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城,吏民争相嘘寒问暖,父老相携出迎,风土食物不恶,这样的情景,仿佛曾在梦中出现。

  苏轼对惠州初始观感颇为不错,在寒冷的冬天看到生机盎然的春天,“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在苏轼眼中,惠州虽地处岭表,却风景独好,生机一片。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苏轼寓惠两年八个月,两居合江楼和嘉祐寺,后在白鹤峰构筑新居以作终老,不断迁徙,备受折腾,一如他大半生来的宦海沉浮、颠沛流离。

  患难与共的王朝云,更是不幸病逝惠州,天人永隔,给苏轼沉重的打击,借月咏怀,写出“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的痛苦悲哀。

  这种苦难非常人能忍受,苏轼在逆境中却表现得旷达洒脱、随遇而安。羊蝎子、谷董羹、玉糁羹、煨芋头等美食,他尝了一遍;亲近自然、赏玩山水,成为他排遣胸中忧愤、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

  他继续笃定地认为,“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不分等级、贤愚与地域,杂处渔樵,爱民如子。

  山水秀邃、民风淳朴、物产丰饶的惠州,以最大的宽容和魅力让苏轼折腰。

  北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春和景明,苏轼自嘉祐寺迁入白鹤峰新居。他在山上开圃种菜药,凿井分甘邻里,遐瞩千里江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然而,好景不长,数月后,苏轼再贬海南,不得不仓促乘船离惠,赴海南贬所,继续他的奇绝之旅。

  (二)

  诗人不幸惠州幸。东坡寓惠,改变了这座城,成为影响东江流域文化进程和格调的文化事件,被视为韩愈刺潮后,岭南又一件文化大事。

  何以至此?寓惠期间的苏轼,游山赋诗饮酒以自娱,但兴学行仁、济人利物之心,随所寓而行之。

  苏轼看到,惠州西湖平湖门到西山之间湖面,广袤十里,原有一座丰乐木桥,但木料容易腐烂,屡修屡坏,常有群众过桥坠湖。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东江与西枝江的汇合处,小桥多毁坏,以小舟为渡,百姓往来不便,人陨沙泥。

  宋绍圣二年(1095)冬天,苏轼与罗浮道士邓守安始筑东新浮桥,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又与栖禅院僧希固筑西湖西新长桥,为飞楼九间,尽用石盐木,坚若铁石。当工程面临资金短缺时,苏轼将其最值钱的东西——皇帝赏赐的犀带捐出。翌年六月,东、西两桥完工,苏轼与百姓共同庆祝,写诗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西新桥以“坚完宏伟,观者咨叹”的气势雄踞惠州西湖六桥的第一桥。它所在的苏堤,携带着东坡灵气跻身惠州西湖风景名胜之一——苏堤玩月。

  “两桥一堤”的修建,是苏轼在惠州功业中的闪亮点,其他如广泛施药、救死扶伤,掩埋无名骸骨,助力减轻赋税,推广水力碓磨及“秧马”等善举,亦是可圈可点。

  不畏权威,不计得失,宁遭贬谪,几乎致死,亦要秉持一颗经世济民的热心,这是苏轼的人格光辉之处。

  苏轼以孔孟“浩然之气”立身,一生秉持家国情怀和民本情结,又有道家的超越精神,兼济佛家的圆融境界,如他在《思无邪斋铭》说,“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文章憎命达,苏轼的文学成就在艰难困苦中玉成。

  苏轼妙笔生花,不吝才情吟唱惠州西湖,将丰湖月夜美景媲美杭州西湖;王朝云病逝后,苏轼更是创作《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等作品,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令人动容,亦为后世传颂“东坡与朝云”的故事留下凄美的注脚。其《食荔枝》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是成为岭南千年不易的广告词。

  苏轼说:“唯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在惠州,苏轼把他自己对人生经历的思考、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注写进了诗文之中。有研究指出,苏轼在惠州共写下诗词、杂文587篇,数量仅次于他在黄州的750多篇。

  这是一次人与城的双向奔赴。惠州提升了苏轼作为学者、文学家、思想家的成色,同时,苏轼也远扬了“岭南名郡”惠州的美名。

  (三)

  现代史学家陈寅恪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苏轼便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集大成者。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亦称,苏轼在哲学、史学、政治、文艺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引人注目的,但均不能独领风骚,若就整体成就而论,像苏轼这样的“全才”恐怕是极少见的,其人生内涵的丰富性几乎无与伦比。

  苏轼自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寓惠期间不断唱和陶诗,“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借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时刻保持“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人间清醒。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公元1101年夏天,即将走完生命历程时,苏轼以自嘲的口吻将黄州、惠州、儋州相提并论,向世人说其功业不在庙堂之上,而是在江湖之远。

  苏轼一家离开惠州后,“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东江之畔的白鹤峰新居变成东坡祠。

  清代归善知县蔡梦麟在《重修东坡祠记》中说苏轼“寓惠三年,善政善教,百代咸观法焉”。苏轼已经成为后来官员的镜子,提醒他们省身自问,民本为怀,超然物外。

  历代惠州人,将东坡祠变为举行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公共平台,每年四时游赏,如元宵观灯、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这里都是首选之地。

  人们游历白鹤峰,拜谒东坡祠,感受“千古鹤峰尊”的浩然之气。

  早在寓惠之前,苏轼受邀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称浩然之气“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其“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他一生践行的是人格的独立、精神的独立,凭借浩然正气超然屹立于任何境遇中。

  所谓“韩潮”“苏海”,韩愈刺潮,赢得江山尽姓韩;苏轼寓惠,浩然之气立千年。在为韩愈礼赞后,苏轼也成为了一座令后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文化高峰。

  不同的是,韩愈给人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严肃威严,苏轼却有着有趣的灵魂,活生生的,就像从未离开过,正应了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