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腊月十九日是东坡诞辰纪念日，各地纷纷举办寿苏会，惠州亦然。987年来，他魅力不减，成为“顶流男神”。

　　公元1083年，宋元丰六年，苏轼的挚友、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而贬谪岭南的王巩，终得北归，与苏轼相会，命侍妾柔奴为苏轼唱歌劝酒。苏轼问及岭南之艰苦，柔奴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为感动，作词《定风波》以赞。

　　“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语成谶。十多年后，在五十九岁那年夏天，苏轼以“讥讪先朝”罪名被充“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奔赴蛮荒，亲眷散落，幸有比肩柔奴的佳人王朝云万里追随。在普通人看来悲愁不堪的人生际遇，苏轼凭借其一以贯之的浩然之气，在逆境中练就的超然之观，书写了一段饶有意趣的文化之旅。

　　好友黄庭坚说他“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苏轼两年八个月的惠州岁月，悠然自得。

　　（一）

　　惠州是苏轼跌宕起伏之生命旅程的重要一站。

　　“先奉告命，落两职，追一官，以承议郎知英州军州事。续奉告命，责授臣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宋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在《到惠州谢表》写道。

　　当年九月初，苏轼携幼子苏过、侍妾王朝云赴惠州，越大庾岭，舟行至清远县，遇见一名顾姓秀才，闻其介绍惠州风物之美。

　　惠州之行，苏轼一开始是忐忑不安的，毕竟惠州当时还是闻者生畏的“瘴疠之乡”。听顾秀才之谈，苏轼喜而赋诗，谓“此邦宜住玉堂仙”。他开始向往惠州的桂花和荔枝，也迫不及待地“便向罗浮觅稚川”。

　　苏轼对葛洪和罗浮山仰慕已久，发出“东坡之师抱朴老”之慨，自然山水的雅好，催促他一偿罗浮游夙愿。苏轼两日一夜罗浮山之游，虽时间仓促，但他作了多篇诗文，盛赞罗浮“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

　　当年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城，吏民争相嘘寒问暖，父老相携出迎，风土食物不恶，这样的情景，仿佛曾在梦中出现。

　　苏轼对惠州初始观感颇为不错，在寒冷的冬天看到生机盎然的春天，“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在苏轼眼中，惠州虽地处岭表，却风景独好，生机一片。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苏轼寓惠两年八个月，两居合江楼和嘉祐寺，后在白鹤峰构筑新居以作终老，不断迁徙，备受折腾，一如他大半生来的宦海沉浮、颠沛流离。

　　患难与共的王朝云，更是不幸病逝惠州，天人永隔，给苏轼沉重的打击，借月咏怀，写出“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的痛苦悲哀。

　　这种苦难非常人能忍受，苏轼在逆境中却表现得旷达洒脱、随遇而安。羊蝎子、谷董羹、玉糁羹、煨芋头等美食，他尝了一遍；亲近自然、赏玩山水，成为他排遣胸中忧愤、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

　　他继续笃定地认为，“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不分等级、贤愚与地域，杂处渔樵，爱民如子。

　　山水秀邃、民风淳朴、物产丰饶的惠州，以最大的宽容和魅力让苏轼折腰。

　　北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春和景明，苏轼自嘉祐寺迁入白鹤峰新居。他在山上开圃种菜药，凿井分甘邻里，遐瞩千里江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然而，好景不长，数月后，苏轼再贬海南，不得不仓促乘船离惠，赴海南贬所，继续他的奇绝之旅。

　　（二）

　　诗人不幸惠州幸。东坡寓惠，改变了这座城，成为影响东江流域文化进程和格调的文化事件，被视为韩愈刺潮后，岭南又一件文化大事。

　　何以至此？寓惠期间的苏轼，游山赋诗饮酒以自娱，但兴学行仁、济人利物之心，随所寓而行之。

　　苏轼看到，惠州西湖平湖门到西山之间湖面，广袤十里，原有一座丰乐木桥，但木料容易腐烂，屡修屡坏，常有群众过桥坠湖。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东江与西枝江的汇合处，小桥多毁坏，以小舟为渡，百姓往来不便，人陨沙泥。

　　宋绍圣二年（1095）冬天，苏轼与罗浮道士邓守安始筑东新浮桥，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又与栖禅院僧希固筑西湖西新长桥，为飞楼九间，尽用石盐木，坚若铁石。当工程面临资金短缺时，苏轼将其最值钱的东西——皇帝赏赐的犀带捐出。翌年六月，东、西两桥完工，苏轼与百姓共同庆祝，写诗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西新桥以“坚完宏伟，观者咨叹”的气势雄踞惠州西湖六桥的第一桥。它所在的苏堤，携带着东坡灵气跻身惠州西湖风景名胜之一——苏堤玩月。

　　“两桥一堤”的修建，是苏轼在惠州功业中的闪亮点，其他如广泛施药、救死扶伤，掩埋无名骸骨，助力减轻赋税，推广水力碓磨及“秧马”等善举，亦是可圈可点。

　　不畏权威，不计得失，宁遭贬谪，几乎致死，亦要秉持一颗经世济民的热心，这是苏轼的人格光辉之处。

　　苏轼以孔孟“浩然之气”立身，一生秉持家国情怀和民本情结，又有道家的超越精神，兼济佛家的圆融境界，如他在《思无邪斋铭》说，“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文章憎命达，苏轼的文学成就在艰难困苦中玉成。

　　苏轼妙笔生花，不吝才情吟唱惠州西湖，将丰湖月夜美景媲美杭州西湖；王朝云病逝后，苏轼更是创作《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等作品，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令人动容，亦为后世传颂“东坡与朝云”的故事留下凄美的注脚。其《食荔枝》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是成为岭南千年不易的广告词。

　　苏轼说：“唯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在惠州，苏轼把他自己对人生经历的思考、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注写进了诗文之中。有研究指出，苏轼在惠州共写下诗词、杂文587篇，数量仅次于他在黄州的750多篇。

　　这是一次人与城的双向奔赴。惠州提升了苏轼作为学者、文学家、思想家的成色，同时，苏轼也远扬了“岭南名郡”惠州的美名。

　　（三）

　　现代史学家陈寅恪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苏轼便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集大成者。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亦称，苏轼在哲学、史学、政治、文艺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引人注目的，但均不能独领风骚，若就整体成就而论，像苏轼这样的“全才”恐怕是极少见的，其人生内涵的丰富性几乎无与伦比。

　　苏轼自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寓惠期间不断唱和陶诗，“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借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时刻保持“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人间清醒。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公元1101年夏天，即将走完生命历程时，苏轼以自嘲的口吻将黄州、惠州、儋州相提并论，向世人说其功业不在庙堂之上，而是在江湖之远。

　　苏轼一家离开惠州后，“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东江之畔的白鹤峰新居变成东坡祠。

　　清代归善知县蔡梦麟在《重修东坡祠记》中说苏轼“寓惠三年，善政善教，百代咸观法焉”。苏轼已经成为后来官员的镜子，提醒他们省身自问，民本为怀，超然物外。

　　历代惠州人，将东坡祠变为举行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公共平台，每年四时游赏，如元宵观灯、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这里都是首选之地。

　　人们游历白鹤峰，拜谒东坡祠，感受“千古鹤峰尊”的浩然之气。

　　早在寓惠之前，苏轼受邀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称浩然之气“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其“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他一生践行的是人格的独立、精神的独立，凭借浩然正气超然屹立于任何境遇中。

　　所谓“韩潮”“苏海”，韩愈刺潮，赢得江山尽姓韩；苏轼寓惠，浩然之气立千年。在为韩愈礼赞后，苏轼也成为了一座令后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文化高峰。

　　不同的是，韩愈给人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严肃威严，苏轼却有着有趣的灵魂，活生生的，就像从未离开过，正应了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